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報導文學 第六次採訪

報導文學 第六次訪問內容
●本次採訪者:鄧文綺、李聿芸、翁國宴
●組員:鄧文綺、李聿芸、翁國宴
●採訪前的現場評估和訪問者狀況:
1. 採訪地點:越味館,武陵中學附近的一家越南小吃店
2.採訪時間:11/23晚間2030~2150
3.當天訪問者和訪談者狀況:
        當天范裴輪老師早上已經在南崁國中做過演講,講授有關越南文化的內容。此位採訪者為移民署賴主任介紹給我們認識,她常常在婦女館擔任志公,也常常擔任翻譯和出庭幫助新住民生活上的困難。看到范裴輪老師的臉,第一次見面會覺得她不是越南人,因為她很有氣質而且講起中文不費力,語中還不時帶有慣用語。年近六十歲的她,看起來身體很健康,心智和內涵非常深厚,是位值得學習的身教老師。我們這次主要的問題,不是去知道她的過去和不幸,主要是希望透過她告訴我們,現在的外配面臨甚麼問題?我們能怎麼去幫助她們?因為老師認為她的故事已經不合時宜,都是過去式了,再去提起又有何用?雖然我們提出這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後隱藏很多真實故事。老師開始向我們娓娓道來。
訪問內容:
       1975年越戰前兩週來台,至今已有36年 來台經驗的范老師,有著深深的感觸。聿芸問:「你覺得現在的生活如何呢?」「其實,人生每一步都是由好幾滴眼淚而來的。」我們問題並不多,但是范老師開始感慨地訴說現在外籍新娘最常發生的情況,她說:「現在的外籍新娘大部分都是透過仲介而來的。女生和男方沒有親密的感覺,常覺得丈夫不愛她,其實這都和他們 結婚的過程有關,因為他們兩人的婚姻只需要七天的時間就可以完成,女生一個月內即可來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便訂終生。第一天男方到越南後,仲介會把貧窮鄉下比較能看上眼的女孩子集結在胡志明市,幫這些女孩子打扮一下,這些打扮用的衣服還是女生輪流用的。接著男方在餐廳或KTV一次挑選約二三十幾位中意的女孩子,最後再從這幾個裡面選一個。那位被選上的女孩回家拿戶籍謄本來辦手續,順便做體檢。這些用好後就可以結婚,第三天請吃飯,隔天再去度蜜月。」文綺問:「那是去哪裡呢?」范老師說:「只要去胡志明市以外的城鎮都算是度蜜月。」聽到現在後,我們都感到不可思議。老闆娘繼 續說:「第五天男方先回台灣,仲介也回台辦理相關手續,等在越南的女方拿到越南政府承認的結婚證書時,再寄到台灣。男方拿那張結婚證書到移民署戶政單位辦理手續,等拿到台灣政府認證的結婚證書並寄相關資料給女方,女方才能得到簽證來台灣。」聿芸問:「一定要先做完這麼多手續,女方才能來台嗎?」老闆娘點了 點頭並說:「恩,一定要跑完這趟複雜的程序後女方才能來台,但是前後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她們來台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語言不通,還有夢想破碎的感覺。」文綺問:「是指和想像中的有很大的落差嗎?」范老師點頭答說:「對,她們以為台灣的錢很好賺。一開始聽到台灣一個月內就能賺一千多塊美金<約台幣三萬塊>感覺很多,但來台後才發現三萬塊台幣在台灣要過一個月根本不夠生活,因為物價上的差異。通常會娶越南人做妻子的,都是身有殘疾或是家庭有狀況這類的人,這些人大部分控制慾很強,因此當這些女孩子發現丈夫的收入根本不夠,她也想出去賺錢但是丈夫根本不准她們出門,也不准她們交朋友。」
        她吞了口口水接著說:「還有大家常常聽到我們越南女生很喜歡寄錢回家,這樣的問題常常讓夫妻會吵架。其實是因為在一個越南的家庭裡,男生是沒有很大用處的,反而是賺錢養家都是女生在做。像我的父母都是我的姐妹在照顧,我也會固定寄錢回去,而我的弟弟他們都沒出什麼錢。如果,家裡有個女生出國去賺錢,那麼全家人都會想說他們 不用工作,等那個女孩子寄錢回家。因此,越南女孩常常會把她們拼命賺到的錢都寄回家裡是這樣的原因,這也常常會造常糾紛,因為先生會認為在台灣用都不夠了,你還把錢寄回越南。」范老師又說:「我認為台灣在對外籍配偶這塊的輔導 措施做得很好,現在應該要更注意的是教育台灣配偶和他們的下一代。有個案例是:一位媽媽的小孩上了小學,但是因為媽媽看不懂注音符號,所以被她的小孩認為很笨,老師跟媽媽講話時,小孩還說:「老師說給我聽就好了,媽媽很笨聽不懂。」丈夫平常也會因為太太聽不懂中文,所以無法談心,都說太太不懂他們的心,不 懂他們。這樣你們大概可以了解她們的處境了吧!」聽完這麼多故事後,文綺問:「請問一下你的丈夫也是越南人嗎?」范老師搖頭說:「不,我丈夫是台灣人,還挺帥的唷!」范老師又想到:「你們通常都有一種錯誤觀念,認為男生可能是有身理上有什麼缺陷,才會去娶越南新娘。你<老師看著翁國晏>有沒有這種想法?」翁國晏說:「有,還真的有。」范老師得意的說:「像我老公身上沒有殘缺,他也娶了外籍新娘啊!對了,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文綺回答:「我們是透過移民署介紹而來的,先前也有做類似的採訪。之前移民署有來我們學校做演講。」范老師問到:「移民署也有到你們學校做演講?那也是左右兩邊插著兩支旗子,很大陣仗的那種<方式>嗎?」我們不禁笑了,並點頭說對。范老師說:「提到移民署,就會想到輔導老師。其實來演講的輔導老師最好不要請太專業的人比較好。」文綺不解地問:「不要太專業?為什麼呢?」范老師回答:「因為有些太深的字她們會聽不懂,像「互助」、「互信」、「互相體諒」……等等,最後通常老師會問有沒有問題,但 她們都聽不懂,哪裡會有什麼問題?應該要試著講白話一點,很多人對她們常講的話有:看開一點,讓想法轉一個彎之類的話。但是,這些話對那些女孩子有什麼用呢?她們需要更實際的安慰。我有個案子是這樣,有個越南新娘她嫁到一個家裡是開工廠的先生,她弟媳每天都只要坐在櫃檯打電話接洽,但是她卻要做很多的家事、雜事。她很納悶的問她婆婆為什麼她不能跟她弟媳一樣,只要接電話就好?她婆婆非常直接的就回答說:「因為你是越南人。」她本身不會中文,所以她弟媳的工作她就沒法勝任,只能做些粗活,但是婆婆這麼直接的話就會傷到她的心,長期下來她也受不了了,想要跟她先生離婚。當時我接觸她後,我只向她問了一句話:你婆婆幾歲了?」她說:「九十一歲了。」范老師回說:那很好呀!她也活不久了,難道你要現在退出,讓後面進來的人享福嗎?」後來那位人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就乖乖的待下去。我知道雖然我講話很毒,但是這種實際的方法卻能讓她們比較能接受然後面對生活。」我們都覺得這是不錯的方法。
        文綺接著問了:「你覺得來目前為止的生活過得如何?」范老師說:「我覺得我算是過的不錯了。以前我也曾經認為我過得不好,有想自殺的念頭(她秀出左手上淡淡的粉紅色疤痕給我們看),自殺未遂後,我想到如果後來這些女孩子沒有我的輔導的話,那麼她們不就會跟我一樣,走上這條路嗎?所以後來我才會擔任志工,自從做了志工後我的人生就變成彩色的了。真的,是這樣。我這家店因為在明星高中(武陵高中)的隔壁,因此很常聽到現在年輕人的聊天內容,我發現其實你們台灣的小孩很幸運,但是你們都不快樂。你們現在都不願意去做讀書以外的事情,整天都沉溺在網路裡,生活圈很小,不會去輕易接觸社會活動等等,我覺得這也是目前台灣教育的問題。你們覺得自己幸福嗎?」聿芸說:「我是覺得我自己很幸福,生活安逸又沒有大起大落,還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惜福。」文綺說:「我們有很多人真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幸福中。」聿芸問:「老師你有沒有在台灣遇到任何不公平的事情?」老師記憶猶新的說:「我之前去花博,和朋友用越南話聊天,後面有位老太太聽到我們說話後說:「她是外籍新娘耶!」當下聽到我覺得很奇怪,我明明已經結婚很久,也很老了,為什麼還是會被叫做新娘呢?從這件事可以發現,台灣人對我們就只有一種印象而已。即使我們已經拿到身分證了,但身分還是不被認同。」文綺說:「就像是無形的枷鎖,永遠都無法拋棄的那種感覺嗎?」范老師又說:「恩,當然也有壞的越南女生來台灣假結婚,她們想要拿到身分證就落跑,我們不能都把台灣人講的那麼壞。」可見老師是個明辨是非的人。過程間,都是老師主動講故事,我們都很認真地聽和寫下所有過程,接者老 師向我們問到:「你們還有想知道些什麼嗎?你們會不會好奇為什麼越南新娘的名子裡面都有這個字?」我們點了點頭。范老師又繼續說:「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很會生小孩的女生。但這個字的本來的是在一種植物上,它的花很相,果實長得很像柿子,它的果實只能做成專門用來拜佛、祭祀用的餅。而且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強,隨便丟、隨便長,所以這個字就代表越南女性面對各種不同情境都很堅強的意思。」 文綺說:「感覺好有趣唷!各種文化都有不同的意思。」范老師回說:「可是文化差異也會造成很多誤解,很多越南人會稱別人為哥哥姐姐,台灣人會認為這樣很奇怪,會覺得很像酒店的小姐在叫別人用的話,但是在越南,哥哥』、『姐姐為尊稱,是代表一種禮貌。越南人通常會在他人的姓後方加上哥哥或姐姐,像姓方的人就叫方姊。還有是很少使用的。」老師當天早上到南崁國中做演講,因此有留下很多那天演講用的東西,有很多是關於越南文化的東西。她拿出很多照片和衣服給我們看。老師說:「在越南,每個家庭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土地公廟。手抱胸前是表示禮貌,越南婚禮上新郎新娘都是雙手抱胸。還有台灣婚禮常見的紅包是用紅包袋裝的,在越南 則是用白紙來包的。」我們對於「手抱胸前是表示禮貌」這件事而感到不可思議。文綺說:「可是在台灣,這樣通常是代表一個人不爽、生氣或不高興耶!」范老師說:「對!所以才會產生誤會。我之前也有一個案例是:婆婆和媳婦吵架,婆婆大聲責罵媳婦拜拜用的東西都弄不好,媳婦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所以就雙手抱胸看著婆婆(表示對婆婆的尊敬)但是婆婆見她這樣做,反而更加生氣,對媳婦破口大罵還打她。那天晚上,那個女生就想不開上吊自殺了。我後來到醫院後,聽他們跟我說他們爭吵的過程,我了解狀況後真的覺得很惋惜,那個女生其實沒有錯,婆婆也沒有錯,但是錯就是錯在,大家互不相了解對方的文化才會產生誤會。那如果有像我這樣的人,可以教導台灣人越南的文化,可以教導越南人台灣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那這之間不是可以減少很多遺憾的事情發生嗎?因為有我的幫忙,我可以讓一個人本來是必須用手銬銬整晚,變成可以輕鬆坐著做筆錄,這樣簡單的事情可以讓她們有更多的照顧,我就是做到這樣就夠了。有時候還會陪她們上法庭,我也常常要去派出所,我等一下也要出庭。」老師因為是越南人又在台灣生活很久,對於兩邊的文化差異還 有想法都看得多,自然而然變成這些新移民可以依靠的對象,不過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是有需要幫助的人,她都義不容辭的盡力而為,和我們之前所採訪的對象大不相同。范老師說:「謝謝你們聽我胡說八道這麼久。」文綺說:「不會,我們得到很多故事,也讓我們了解到很多事情。」這時候電話鈴聲響起,范老師說警察局的人要她做翻譯,必須要走了,我們就此謝過並就此道別。


訪問心得

翁國晏
 關於這一次的訪談我認為得到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新面觀。就從刻板開始談起好了,毫不諱言的,至今我對諸多事物,甚至是人,心中還是抱有一些偏頗的角度, 儘管明明了解那種眼界是不客觀的、儘管明明自己很想努力地去修正,但我還是很難強迫自己能完全去抹滅那種心態。而明明標榜著自由平等的社會下,對於某些人,或者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或文化或事物,依舊還是有所謂的優劣形式在許多人的想法中。
        想法無異是透過其他外在所賦予並揉和而成的,不自覺間,驚覺自己的異化和刻板乃是大眾文化的殘害所致。這次的訪談者是一位越南人,她來台灣將近四十年了,目前致力於許多新住民方面的問題,同時也開了一家店。我覺得她很堅強,她講了許許多多她曾經遇到過的個案,讓我更能了解與體會那種身分下的文化差異、語言隔閡、期望落差、甚至是被貼標籤時當下的心境,同情而有同感。這無非是整個社會觀念的問題,我們想要為他們做些甚麼,就必須得先了解他們,這是她所強調的,我相當認同。當談到她從自殺未遂到如今幫助那些和從前的自己一樣的人的心路歷程時,頓時心中鬱壘有以銷卸。
      
她說幸福因人而異,而我們的確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她還有說她覺得台灣的孩子很幸運,但不幸福,的確是如此啊。每種文化情境都有不同的表情,我承認自己無法精確地做到不偏頗的心態,但我想盡量做到將心比心,我以為自己可以依那種心境自由出入而毫無阻礙的,但事實是,有些坎坷,若無真實經歷體驗和感受,是我們永遠無法用想像來重現的,如同看到一些令人難過的新聞報導,一覺醒來,便甚麼的忘了,而如果是發生在你身上,一覺醒來你可能忘得了嗎?
   
訪談者所提到的諸多值得我去好好深省,自己思想和觀念太多建立在文化背景上,不夠開闊。於是了解,當自己不被別人影響,自己就會影響別人。
鄧文綺
        當一個人見到另一個人時,通常三秒鐘的第一印象已經決定了那個人的定位,而且非常難改變。但也有些人,連「見面」這個過程都會被省去,直接就被他人套上一個 隱形的框架,即使他們的穿著打扮、說話方式改變卻也怎麼也擺脫不了,外籍新娘就是這樣被定位的。過去的我,也曾是那樣的冷眼旁觀對待她們,只因為那不關我的事,為此我感到無比的慚愧。
的確,那真的不算我的事,但若我們改變自己的態度、看法與觀感,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會不會變得不一樣呢?輾轉尋找的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能接受採訪的受訪者,落落大方的舉止與相當正港的台灣口音,真的很難讓人相信這個人是一個外籍配偶,而她也確實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示與感動。
        一個個外籍新娘的經歷,一個個心酸的故事,自以為文明的我們卻改變不了歧視其他種族的眼光。但即使是外國,外籍新娘也面臨了同樣的際遇,像日本對外籍新娘也是另眼看待。只要我們試著用「將心彼心」的態度來看待外籍新娘,用體貼包容的心來對待她們,無助、不安與害怕的感覺就能慢慢降低。就像范老師所講到 的萬壽菊的故事,即使是曾經乾枯的花兒,只要受到陽光、土壤與水的滋潤,必定也能在異地冒出翠綠的嫩芽──開花結果。我們可以是那給他們溫暖的陽光與滋潤的水,也能是那呼嘯而過的狂風和暴雨,端看我們「現在」的想法。
        或許,現在的我所能做的改變不多,還是很有限。但,我依舊還是想設法做些什麼。現今的社會,有太多人因為報章雜誌與新聞媒體的言論而對外籍新娘有著負面的觀感,只要把外籍新娘的心聲與想法傳達給社會大眾,這個社會應該也能變得更加溫暖、更加有人情味吧!

李聿芸
 
這次的訪問我們聽到的都是血淋淋的人生,那是真實的上演在我們生活的社會角落中。有很多不經意和沒想過的事情,其實只是因為我們不夠了解對方的文化,我們也沒有仔細的去關懷過他人的生活。 臺灣目前就是出現缺乏這樣的良知,大家在資本主義的控制下抑制自己的情感,漸漸地變得不是人,仍有肉體卻缺乏靈性。雖然范老師是越南籍又如何,她用她所知道的語言、用她所知道的生活經驗去幫助需要的人,不管是越南人、中國人、還是誰,我們不用想說一個越南人在臺灣去做這些事情好偉大,而是她用她有的善念和關懷去幫助人們,她是在做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看到她堅定的說出自己的人生是彩色的時候,我不禁納悶,我們要到哪時候才能有這樣堅定的眼神出現呢?這是一個可以讓我們省思的機會,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真的很幸運,但是我們卻不快樂。這是目前不只臺灣甚至全世界都出現的盲點,到底問題出在哪裡?這次的採訪真的受益良多,雖然聽得心裡頭酸得不得了,不知道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幫助她們,我只知道我力量微小,我只有一顆真心和誠實的筆,但就像老師一樣,盡微薄之力,她們會感受到你的幫助。如果我們有辦法付出,就像我們願意花時間坐在那裡聽她們的故事,你會發現,你會想幫助,自己也會改變。

2011年11月9日 星期三

報導文學第五次採訪

報導文學 第五次訪問內容
●組員:鄧文綺、李聿芸、翁國宴
●本次採訪者:鄧文綺、李聿芸、翁國晏

採訪前的現場評估和訪問者狀況:
1.      採訪地點:漢城,男博德裡一家韓式料理店。
2.      採訪時間2011/11/0820:30~21:15
3.      當天訪問者和訪談者狀況
              我們抵達店家時,裡面僅有兩桌客人。我們坐下來,三人當中只有文綺點了一道菜(聿芸和國晏都已經吃飽了。)我們以為受訪者看到我們會知道我們是前來做採訪的(因為上週有是先問過),後來卻發現她不知道,馬上和她澄清今天來訪的目的。待我們等到客人都離去後,我們開始進行訪問。第一次訪問這位受訪者僅有文綺一人做採訪,因此其他兩人並不清楚這位受訪者的個性和背景,我們決定採用輕鬆聊天的方式,藉由如此重新認識這位受訪者,所以也沒有預設好哪些問題。然而,她很寡言不是愛分享故事的人,對於我們的回答幾乎只回應「是」與「不是」而已,我們的熱忱被她的冷淡回應澆熄許多。我們想要以交朋友的心態面對她似乎被她隱約地拒絕了,她也很忙希望我們能夠速戰速決,因此只好死板地問她問題請她回答。

訪問內容:
        文綺問:「不好意思,請問您今年幾歲呢?」老闆娘回道:「我現在是大概五十多歲,我來臺灣的時候大約三十幾歲,你們應該還沒出生吧!」我們開始翻起之前的筆記,看看有無適合的問題可以馬上提問。聿芸想到一個問題,便問說:「請問您原本在韓國是從事什麼工作呢?」回:「原先在韓國的也是開餐廳,以餐飲業為工作。」聿芸問:「為何想來台灣開店呢?為何不在韓國或中國開店?」老闆娘說:「原先是以觀光客的身分來台灣,想來看看臺灣的環境如何,我們發現我們有語言可以溝通(因為有在韓國上華僑學校的中文課)東西就準備準備,一包包的帶來臺灣。」聿芸:「請問你在韓國有過教育背景嗎?是高中、大學還是等等等。」老闆娘:「什麼是教育背景?」文綺回答:「就是教育程度。是到大學、高中還是碩士博士?」老闆娘回答說:「我是高中畢業。」聿芸:「為何沒有繼續深造唸大學呢?」老闆:「因為我覺得讀大學沒什麼用,我家裡是可以供得起我上大學。但就是覺得沒用所以沒繼續念。」這時老闆娘覺得有點牽涉到個人隱私,認為這種問題太過隱密,甚至覺得為何要問這些問題而感到排斥。這時,我們等老闆娘稍稍恢復情緒後,於是開始問別的問題。聿芸問:「請問你現在有身分證嗎?」「有阿,當時以華僑的身分申請,一個禮拜就拿到了。」聽到這裡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目前我們知道再臺灣要拿到身分證要等非常久的時間,尤其是大陸移民。可能是因為那是二十幾年前的政府,因此制度上也不一樣。聿芸好竒地問說:「那現在呢?華僑還是一樣可以很快拿到身分證嗎?」她回答說:「現在的話就不行(若不是以華僑身分沒辦法這麼快),因為現在外籍配偶太多了。」看來制度的確有在改變。聿芸問:「因為你是一位韓國華僑,那剛來到台灣時,有沒有人知道你是韓國華僑後,對你有異樣眼光或是不公平的對待呢?」老闆娘:「沒有,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對待。」文綺問:「那你目前是雙重國籍嗎?就是有兩個國家的身分證的意思。」老闆:「我有兩個國家的身分證阿!不過韓國的是永久居留證,除了沒有投票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如:買賣房子和工作。我現在拿到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在臺灣有投票權,但是我都不去投票,我不喜歡所以不去參與。」聿芸問:「韓國華僑可以在臺灣做生意,那韓國人可以嗎?」老闆娘:「韓國人的話就不行,他們也不會有身分證。」聿芸感覺很奇怪又問:「所以一對韓國夫妻來台,他們也不能做生意囉?」「恩,沒錯。」她回答。看來,身分證對於新移民來說就是有無做生意營生的權利一樣,沒有了身分證甚麼都做不了。「除非女生嫁給台灣人,否則沒有辦法做生意。而外面的情況比較像是韓國人在臺灣投資,請台灣人替他們做生意。」聿芸又問:「你對於台灣和韓國的價值觀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雖然你是華僑,但是你小時候都待在韓國,應該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韓國人價值觀的影響。」老闆娘:「你想要知道的是哪一方面的價值觀?」「類似文化差異或道德觀等等。」聿芸回答。她仍舊沒有任何表情地回答:「我覺得沒有甚麼不同。我就是為了生活而生活,沒有甚麼特別。你們也是一樣呀!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好說的。」她們也沒有特別地無奈,就是單純過生活。她們都已經如此認份的做自己應做好的事情,突然覺得我們做的事情是否有點多此一舉呢?好像不斷去揭發他人的生活,我們無權介入目前也無法改變。又或許只是這次的受訪者案例是如此,不應該以偏概全。事後老闆娘認為時間差不多,該繼續去忙後,我們也不再多打擾她,也前去謝謝她這次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在離開前,她和她先生好心地提醒我們中壢有很多騙子,希望我們保護自己不要輕易受騙上當。就在那時候,我們看到她比較主動熱心的一面。



採訪心得


李聿芸
        我們最近換了一位採訪者,因為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故事。我們換了一位出生在韓國,後來到臺灣落地生根的華僑,不過她的爸爸是山東人、媽媽是位韓國人,因此她也是一位混血兒。在訪問過程中,她常常強調「我是華僑,我不是韓國人。」她在韓國人眼裡是位外國人,在我們眼裡她也是外國人,為了不要對自己的定位產生混淆,她說:「只要你能夠習慣那樣的文化和新環境,那你也可以成為那一國的人。」我覺得她這個結論對她們混血兒或是在不同國度生活的任何人都適用,她得出的這份心得,足以見她如何肯定自己的存在。但是,我們卻難以親近她,感覺上防衛心較強,生活方式和過去一些事情都列為她的隱私,因此我們也就不多做過問。有一點特別吸引我,她提到:「我是華僑,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也有身分證(因此她可以行使投票權)我在韓國僅是居留證(不能行使投票權,但是可以永久居留在韓國)。」問題就在於:她雖然的確是位華僑,但是父親並不是臺灣人,印象中臺灣不是因為排斥大陸移民而一直拖延大陸移民領臺灣身分證的時間嗎?這位採訪者一個禮拜內就拿到身分證,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知現今臺灣對於華僑是否也是如此?而且華僑真正的定義為何?有好多法規要去查看。當我們問起她目前的生活,她的回答就是:「我就是為了生活而生活,沒有特別的呀!你們也是呀!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好說的。」我突然覺得我們做的事情是否有點多此一舉呢?好像不斷去揭發他人的生活,我們無權介入目前也無法改變她們的生活,她們是如此安分的過自己的生活,我很佩服她們人身在異鄉而表現出來的韌性。又或許只是這次的受訪者案例是如此,不應該以偏概全。這位受訪者似乎不想要在進行訪問,而且有很多事情她都覺得是隱私因此我們也不敢多問,下次我們可能又要換一位受訪者。

翁國晏
        在這次訪談中,我認為訪談者是一位相當有主見的人,從談吐之中也能發現他相當實事求是。他相當喜歡台灣,所以才決定從韓國來到台灣開店,而當我們問到價值觀或生活差異,他也都覺得沒有甚麼不同。不過這一次訪談就準備度而言我們似乎稍嫌不足,加上訪談者本身也挺忙的,所以我們便提早作結了。

鄧文綺
        這次訪談過程中,其實不是很順利,我們算是碰了一個大釘子。或許是因為我上次有點過於急迫的方式問她,讓她有些反感,尤其是她一看我來時便皺了些眉頭,還很有技巧地在我和她彼此擦身而過時,那瞬間才表現出來。對於採訪,採訪者表示:「上次不是已經問過了,為何還要問呢?」當下,我深深的感到震驚、無奈與難過。震驚的是她忘了她答應我下週還可以來做採訪,無奈的是她的反應,難過的是我上週真的沒有和採訪者做出良好的互動,才會讓他的心防這麼強。
        想到之前採訪TT茶飲的老闆娘,她也曾說過:「跟你們說又能怎麼樣?又不能改變什麼。」的確,我們真的無法改變什麼。我們就像是一群突然介入別人身活的人,打著「採訪」的名義來探討別人隱私的人,難怪會被別人討厭;這是我第一次上課的時想到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如今卻可悲的套用在我們的身上。就像訪問者討厭記者那種探討隱私的感覺,她非常淺顯的展現出來給我們看。
    到底有沒有願意接受採訪的人呢?我真的感到非常疑惑,想到之前還曾問了良善小門附近賣涼麵的外籍新娘,一聽說是要「採訪」,馬上就說自己聽不大懂,不會回答,其實她也是不想讓別人知道她的隱私。最近,移民署竟也表示沒人願意接受採訪……
        我們的這組的採訪到底該何去何從呢?蒼天無語,只剩滴滴答答的雨聲和忽忽而嘯的冷風回應著我。

家儀竹筠巧云雯秀亞捷柏源-採訪(三)

報導文學之第二次採訪
時間:113
組員:曲家儀、黃竹筠、王巧云、王雯秀、陳亞捷、邱柏源
採訪員:曲家儀、黃竹筠、王巧云、王雯秀、陳亞捷、邱柏源
採訪實錄:

    上一次阿姨說到越南小姐都喜歡嫁給華僑於是我們一次確定阿姨嫁來台灣的原因,答案和之前一樣,是因為好朋友介紹的。再加上那時候的越南女孩都夢想可以嫁到國外,覺得國外的生活比較好,電影裡的台灣風景也十分繁華、美麗但是真的嫁過來之後發現有落差,沒有想像中的好。嫁來台灣那麼久了,還是要自己去工作才有收入,不像越南總是丈夫出去工作,女人在家,總覺得台灣的男生會取國外的女生是因為在台灣找不到對象阿姨說,甚至有的人嫁過來是賺錢來養老公的。而他現在是自己自願出來工作的,不是丈夫逼迫或要求的,
丈夫的行業是工廠的員工,休假的時候也會來陪伴她工作,但似乎幫不上甚麼忙(因為阿姨說老公是來幫忙喝的!) 嫁來台灣的時候父母已經不在了,所以這段婚姻是自己作主,阿姨覺得如果父母還在的話,或許就不會嫁到台灣來了
    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在那少數幾次回越南的時候,住在大姊家,回去的時候都去一一拜訪兄弟姊妹,因為城市很小,所以就算是逐一拜訪也不會太麻煩回越南時不常待在家,大都出去玩最常做的活動是唱歌,因為真的很便宜。在台灣也會有同鄉或朋友的聚會,可是就是很少出席。信仰是佛教,所以初一、十五以及農曆七月都會吃素。
文化方面
    越南的穿著和台灣沒有太大的差異,但越南四季炎熱,所以大家穿小可愛居多。特別的衣服是開高衩的白色旗袍、長衫。越南婚姻自主,不需要媒人,只有嫁到國外的時候才需要,阿姨覺得自己的兒子不需要再去研習越南的文化,學台灣和廣東話就好。因為越南文化只有在越南才用的到(地域性) ,廣東話至少還可在廣東或香港流通,兒子回越南的時候也多半待在家裡,家裡也都使用廣東話,所以實在沒甚麼學越南文化的必要,未來也不希望兒子會到越南發展或工作,在台灣就好
    我們問了:覺得台灣文化哪裡比較無法接受?阿姨覺得台灣的葬禮都把屍體放很久,或者是會找人來哭喪。但是在越南不會,至多放個三到五天就會趕快處理掉台灣年輕人談戀愛分手的時候都會打打殺殺,越南不會,越南的年輕人分手的時候都很低調,因為覺得很丟臉,但是這也代表台灣社會比較開放對於越南文化就覺得還好,沒甚麼不能接受的地方
-------------------採訪心得: 
曲家儀
        這個禮拜有一個小小的突破,就是我們問了阿姨,在嫁來前與嫁來後,心境上是否有落差。而阿姨的婚姻是透過好朋友介紹的,她也曾說過,那種感覺就像我們一般的台灣女生想嫁去國外的心情一樣,是期待的。
        
而嫁來之後也感受到了與期望有些不符合的落差,她說,嫁過來才感覺到也許她們是在家鄉找不到才往國外找。而在越南,男生出門工作為了養妻子小孩,而在台灣,阿姨才了解到自己也必須外出工作才能糊口。

        
就阿姨的感覺來說,夫妻倆感情應該算和諧,她說先生假日時會來幫忙,還開玩笑的說他都在幫忙喝果汁而阿姨也提到,並不會特別想讓自己的孩子學習越南的語言及文化,原因是他覺得區域太小,沒有太大的收穫。



        
而對於台灣的文化,阿姨覺得五子哭墓或遺體等到頭妻才下葬是很特別的習俗
而台灣及越南的年輕情侶開放度也不盡相同 ,台灣顯得開放 。而越南顯得低調 ,阿姨的心態也滿正向的,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習慣或非好感。

黃竹筠
父母都已經不在了,卻願意選擇離鄉背井來台灣,是抱持著多高的期望而踏入這片未知的土地,但希望落空了。但面對著樣的現實,他不是怨天尤人,阿姨自願出來工作,只為了讓家境好一些,讓孩子過得好一點。面對不同的文化差異卻可以學習接受,入境隨俗;而不是排斥、抱怨。很有包容力。
      對於文化學習這方面卻很有前瞻性也很務實。學以致用,用不到的話又何必浪費寶貴的時間。
王巧云
  現實總是殘酷的。小時候看到電視,國外的高樓大廈多好哇!台灣人感覺都很有錢阿!生活過得很好!這是阿姨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以至於後來人家問她嫁不嫁來台灣,她不猶豫的就答應了!怎麼也沒想到,事實卻不是這樣……。來到台灣還得幫忙賣果汁負擔家計,阿姨說是她自己想出來的,賺多點錢好讓兒子能有更好的環境!父母真偉大啊!不過我想阿姨的婚姻不全是不幸福的吧!至少偶爾還會看到她先生來幫她的忙!阿姨說只有她先生工廠放假就會來陪她,感覺不像是之前中國新娘嫁來台都遇到的壞老公,希望下次能問到婚姻或是婆媳問題!
  總覺得阿姨的生活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她希望兒子留在台灣發展就好,不用學越語,更不用回越南,但阿姨自己回越南總是快樂的,下此也想問問阿姨嫁過來會不會後悔……,畢竟在越南的華人是過得比較好的阿!結婚後幾乎不工作
王雯秀

       
採訪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我陷入失眠,所以當組員們在採訪時,我已經有點小遲到了。
       
因為這學期修了廣告文案,又聽了阿姨敘述越南當地對台灣的憧憬,內心覺得只要是好的包裝,經過渲染與宣傳,就會在人們的心中慢慢的、淺移默化的造成一些影響。想起朋友曾經去過紐約回來,我向他說了電影中的紐約市感覺很氣派很摩登的,是不是就像電影中那樣令人嚮往?我朋友一臉哪是那樣的說:又髒又臭,哪有電影拍的那樣好看。使心中的紐約破碎瓦解。經過廣告或是耳語,我們得到的資訊,只是對方想要給我們資訊。
        像我的小姪女,雖然在中部長大,假日才回北部與表姊夫家團聚,但因為身邊的環境漸漸的多用國語講話,較少用台語交談,因此小時候剛開始學會說話時,小姪女還曾一度拒絕講台語。只是小小的地域性差異,就可以造成言語上的差異,更何況是台灣和越南再加上當地華僑,三個文化獨立卻又並存相融,但也只有自己認同的文化,才會去傳承和教育下一代。雖然我們仍然不了解越南文化,但從阿姨對教育小孩文化上的取捨,就可以知道在阿姨心中,是比較不認同越南文化的。

邱柏源

     這次訪問阿姨,有提到嫁來台灣前後的心情。其實和大多數台灣女性嫁到歐美外國人一樣,對歐美地區的生活都充滿憧憬,不過實際上嫁過去之後才發現在國外的生活跟當初想的不太一樣,甚至有很大的落差感。東南亞新住民來台灣也是相同的,在過來之前總是對台灣的生活環境以及家庭經濟抱著期待,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才覺得跟自己的想像不符合,有些新住民還會覺得原本的生活還有家鄉比台灣好。阿姨就是這樣,她在嫁來台灣前原本認為可以過好日子,雖然不是很富有但基本生活開銷沒問題,不過阿姨之後發現自己也必須負擔家計,所以才開了這間果汁店。
    阿姨這次也提到了治安問題,她說越南的治安還有人情比台灣好。在越南,如果出了事,例如車禍等等,大家都會很熱心幫忙;可是在台灣卻不一樣,台灣    人能不管就不管,阿姨就說之前曾聽到外面有吵架聲,她老公卻叫她不要管太多。
    還有,阿姨覺得台灣恐怖情人很可怕,一分手就會殺掉對方。她說在越南分手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會盡量不要讓大家知道,可是台灣人卻會騷擾甚是傷害對方,這是她很難想像的。

 陳亞捷

       
我們這一次對阿姨來到台灣的原因再做一次探討,阿姨的答案跟上次一樣是經由朋友介紹,只不過我們有多問了一些對台灣憧憬的想像,阿姨說,他們在電影裡面看到台灣五光十色,風景優美,總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經由朋友介紹才會來這邊,不過,到了台灣才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並了解到原來台灣男性娶外籍新娘多半是因為他們在台灣找不到適合的對象,在台灣,不僅老公要出門工作,老婆也要打一些小小零工才能維持生活開銷,越南一律都是由老公出們工作老婆在家帶小孩的。阿姨說他現在出來賣果汁是他自己想要出來工作的,一方面是補貼家用,一方面是在家裡也不知道要幹嘛。阿姨的丈夫是工廠的員工,休假的時候也會來果汁攤幫幫忙。
      
阿姨說她的婚姻是自己決定的,因為父母都不在了。阿姨笑著跟我們說「如果父母還在的話,我或許就不會嫁來台灣了。」我們問阿姨會不會讓小孩學越南話?阿姨說,他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以後根本用不太到,只會讓他學廣東話,並且廣東話還是有一定得使用率,不像越南話只有在越南才用的到。以後也希望小孩可以在台灣發展。
 


2011年11月4日 星期五

我把痛苦獻給你們 作者:官鴻志

攝影/李文吉 文/官鴻志

      整整的一年,我五次上山到特富野採訪。編輯部也再三地督促,有關湯英伸的牢獄生活和審判結果,必須持續地追蹤報導。我們所持的理由,在於即便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去作報導記錄,人的關愛,也常常會失去耐性、經不起時間上的考驗。以及,任何採訪報導的人事題材,皆是活生生的人的問題,而不再是文化市 場上的商品而已。這種工作哲學,當然是莫大的精神負擔,卻指導我嚐到了另一種記者生涯的滋味。

      這一年,我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他們熱切地討論湯英伸殺人犯罪的社會因素。但總的來說,讀者最關心湯英伸目前怎麼樣?也有人提出警告:「世吉職業介紹所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怎麼辦?會不會再度犧牲第二個湯英伸?」

      許多問題,都是我無法答覆的。一樁殺人命案,它的背後隱含著欺騙、壓榨和侮辱,至少可以讓我們去再三省思,從而在罪惡的苦果中提煉出有益於社會進步的養料,讓一切受到欺騙、壓榨和侮辱的人,重新獲得釋放。何況,罪惡也是可以赦免的,那必須依靠我們社會的正義結構因為湯英伸殺三條人命,而深有戒 愓,不再漠視著人吃人的社會毒瘡。

      今年 4 月初,英伸的母親曾經告訴我:「劉律師已經來電話通知。要我們儘量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看英伸。因為,來日恐怕無多了!」她只是想勸服我一個事實,法院並不肯採納英伸的自首行為。

      4 月中旬,湯保富夫婦請假到台北土城看守所,我和李文吉在山上看家。回家時,湯伯伯說:「英伸已經寫完了第二刀稿紙。他在牢裡寫小說 …… 。」 我問小說題材是什麼?湯伯伯楞了一眼,沈默地笑了。整整的一年,我從未真正地觸摸到湯伯伯內在心靈的愴痛,他一直掩飾著。每天,從鄉公所下班回家,他第一件差事就是鑽進廚房裡做飯,湯伯母撐著枴杖在庭內打掃落葉。這個家,一直過得很平靜,卻抹不去一層悲鬱。我也知道,英伸的雙腳和手,被鐵鐐和手銬磨破了好幾次,長出了一圈厚厚的繭。

      「他已經磨破了五床被子,」湯伯母說:「放風時,英伸只能站在地上投籃 …… 。」

      5 月 11 日 上午,我在家裡看書,心中還惦記著要去台灣大學採訪「自由之愛學生運動」。突然,門外一陣鈴響。雜誌社同事范振國跑上樓,他說:「湯英伸死刑定讞了!」

      騎車到辦公室,我的眼眶已經溜轉著淚水。我不肯相信這是事實。我最先想到湯伯母的苦絕遭遇。 7年前,她重摔跌落山谷而半身麻木。三十餘年前,她的父親汪青山在土城看守所因為政治事件被槍決。如今,一顆子彈又即將劃破她默忍悲泣的胸膛。

      這幾天,我窩在家裡寫稿子,足不出戶,卻讓我成了雜誌社中最後一個知道消息的人。從昨日起,許多同事已經開始分頭去奔走,為英伸請命。在辦公室向各地聯絡消息,並打電話回到特富野。

      「我也不知道。湯伯伯、湯伯母和玉堇都一聲不響地趕去台北。聽說,高神父和馬神父也都趕去了!」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在電話的那一頭這樣說。

      我內心起了一陣不祥的感覺。我也知道,湯伯伯不會去驚動任何人了。自從英伸出了事,他始終心懷慚愧;也始終沒有忘記,這已經是全體鄒族人內心裡的哀痛。現在,他想獨自去辦理兒子的喪事。三十餘年前,他已經默忍了這一切,他的叔叔湯守仁也是因為政治事件在土城看守所被槍決。這相隔三十餘年的兩聲槍響,愈來愈逼近,重疊了。

      發行人陳映真提前結束哲學博士王浩先生的訪問,趕回到辦公室。下午3 點半,我從南國飯店被召回社內開會。在飯店小客廳,我足足守候三個鐘頭,並沒有等到湯伯伯一家人,而一切請命行動又必須請示湯伯伯作主。

      王菲林、范振國和陳映真都分別提出最新狀況的報告和意見。但他們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主觀上我認定這不可能是事實。「如果這個大前提沒有搞清楚,一切討論都是空的!」我這樣說。這個幻想,使我掉入嚴重錯誤的盲點,不能自拔。

      5 點 30 分,湯伯伯終於聯絡上了。高神父也打電話來,表示願意參加今天晚上的聚會。

      晚飯當中,湯伯伯冷靜地說:「今天上午,我們獲得獄方格外通融,在一間小型的會客室和英伸會晤了。為了不動聲色,我們分別編了一套全體來探望的理由。莊清廉神父到台北來探望母親。高神父來治病,正好大家湊在一起 …… 。」

      他又說,英伸似乎已經看到了被獄方挖空的一則新聞。坐牢的死囚最害怕看的,就是「挖天窗」。「英伸的臉色有些激動」,湯伯伯回憶地說:「他抽泣,猜測死刑槍決的日子果真來臨了。」我在一旁聽著。覺得一個知道自己在幾天內就要被押到刑場的人的悲哀,也感到這種至為善意的遮瞞本身的悲哀。 

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 

      5 月 11 日 ,晚上 7 點鐘。

      編輯部 ( 人間 ) 邀集了新新聞周刊,當代雜誌、南方雜誌、文星雜誌、海峽雜誌、遠望雜誌、前進周刊,以及平地山胞立委蔡中涵、蘭嶼雅美族詩人施努來、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會長劉文雄、旅北曹族聯宜會幹部汪立華、蒲忠成,全國大專院校山地學生會會長趙貴忠、綠色錄影小組王智章、中國時報心岱、聯合報楊憲宏、中央研究院胡台麗、台大教授張曉春、長老會山地勞工福音之家陳秀惠和江秀英等 20 餘人,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共同商議最後拯救湯英伸的辦法。

      我們想到由山地九族代表、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分別聯名發出請求格外再議湯英伸案,緊急延緩執行的電報給蔣經國總統。這是因為,不論如何,法律途徑已經走完了,而唯一給槍下留人的機會,是總統的決定。我們當下分別草擬電文,打電話聯絡人同意簽署。這時,陳秀惠用電話取得了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 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的同意,玉山神學院院長楊啟壽和副院長童春發以下的教授、學生幹部代表也同意簽署。學界、新聞界、文化界的朋友也紛紛慨然允諾。同時高神父也取得天主教嘉義教區主教林天助的同意。

      在擁擠的小客廳,我們默默地感受到不分教派、種族和膚色的這一份團結的喜悅。最令我感動的是小說家王禎和,他因患癌症病臥床上,說話困難,卻不忘記叮嚀我們:「教育這個孩子!」我們的心情哀傷,但卻同時在心中洋溢著溫暖。

      有些朋友這樣主張:「為了緊急救援,應該採取比較強力的訴求,第二天到立法院請願。」湯伯伯始終沉默。最後,他這樣說:

「對於大家的關切,我的感激,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但是,請願一事,我考慮到苦主家人的心情。我個人覺得,不應該這樣做。英伸是我鍾愛的孩子,但我這時卻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 。」

大家沉默了。

      從去年 5 月到特富野採訪,一直到現在,我看見湯家夫婦極高的人間品質。在愛兒失足的傷痛中,湯伯伯和湯伯母始終保持著一種溫慈、尊嚴與禮貌。即使到了現在這時刻,他惦記著次日到長庚醫院社工部辦手續,準備完成英伸將器官捐贈給社會的遺志。

他是我們的孩子 

      心岱說,「此時此刻,英伸已經不是您的兒子。他是我們社會大眾的孩子 …… 。」

      大家都跌入這句話的背後隱含著的深意。心岱,一位身上散發著母性慈藹的記者,去年 8 月,她曾經一個人發動募捐想要買下兩大報半版的廣告。標題,她已經構思妥當:「湯英伸案,假如您是陪審團!」

      胡台麗說,她願意為鄒族的向上,做任何事情。但她覺得湯伯伯的意願,應該受到尊重。我們擱下起草文件的筆,默默地凝視著湯伯伯不能不說是高貴的、動人的人間品格,暗中驚詫不已。

      我們都覺得湯英伸有罪,我們都覺得苦主家庭的慘變,令人震悼。但我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眶裡,燃起了呼赤赤的兇光。不禁地,在心中責怪湯伯伯的人格。

      但我們都祈禱鄒族少年湯英伸能有機會存活下來,凝視他的過錯,凝視自己刑餘的生命。我也曾默默許下心願,假如英伸果真獲得緩刑,我可以等待他坐牢出獄以後,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來追蹤報導他重新再生的心路歷程。我甚至幻想,他一定會成為聖芳教會的弟兄,用愛與希望去走完他贖罪的刑餘的生命。這是最高形式的美,我始終深信不疑,英伸的生命底層,飽含著這種質性很美的性格。然而,誠實地說,今晚幾乎沒有人對這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抱著發生奇蹟式的希望。

      我們 11 日深夜的最後工作,是寫一則廣告稿,呼籲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延緩死刑。我們想到的廣告標題是「槍下留人!」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在下半夜慨然允諾給我們半 10 批的廣告版面。這項消息,使人振奮感激。張富忠和我連夜發打,做美工,一直到天亮 8 點才完了稿。

      我們預測槍決執行日可能是 14 日清晨,只剩兩天的時間。「但我們深深感到,冷漠成性的我們自己,使山地社會快速崩解的原住民政策,僵硬不肯理解年輕人的教育體制,都無法逃避這慘案的責任,無法不分擔一份最深的哀傷」。張富忠要我手捧著這一份「槍下留人」的廣告稿上車。這時刻,黎明破曉了,車子 正好路過建國北路,去年 1 月,英伸曾經站在這巷子口等候一名警察,來帶領他去警察局自首,可惜,這名警察失了約。

意外的希望 

      5 月 12 日 ,早上 10 點鐘。

      我離開自立晚報館,趕到懷寧街南國飯店,準備陪同湯伯伯到林口長庚醫院社服課辦理英伸的器官捐贈手續。昨夜,鍾俊陞、范振國、張曉春教授和蔡中涵立委都分頭展開了救援工作,至今情況不明。今天早上,一切的聯繫以王菲林和邱晨為中心。

      10 點 25 分,蔡中涵立委打電話到南國飯店,表示林洋港院長正在開會,暫時無法面呈這件緊急事件。 10 點 30 分,我打電話回雜誌社,王菲林表示要我快速趕回去,準備向台北濟南教會翁牧師親面報告。王菲林說,「翁牧師答應試著向總統府面陳這件事!」

      放下電話,我第一次感到這是意外的希望,決定再次懇求湯伯伯暫緩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救人要緊!」我說。湯伯伯的臉色凝重,徹夜失眠使他深峻的眼神蒙上一層哀愁。

      「我只是想安靜的帶走我的孩子,辦完英伸的遺志。」湯伯伯說。打從昨夜,我便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一個被壓迫百餘年的民族,從而在漢族人的社會中從來沒有發言權的人,他們的手和腳,他們的思想與希望,一時候也掙脫不開這一層層的束縛吧。這個牢緊的束縛,當面臨著死亡時刻,更加使人百感交集了。

      我突然覺得很慚愧,下決心不再污辱湯伯伯的高貴的心靈。如果一個人決心樂意接受死亡,那麼,一切的欺騙、壓榨、侮辱和苦痛都會復活;如果麥子不死,子彈與淚水都是短暫的痛苦 ……

      李文吉、湯伯伯和我坐上計程車。因為長庚醫院的陳小姐已經打電話來催促,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猶豫(同此時刻,汪立華已經拍電報到總統府,王菲林和鍾俊陞趕往台北濟南教會。)

「請接台北龜山監獄總務課;我這裡是長庚醫院。嗯,湯英伸這個孩子,他說,願意把品官捐贈給社會 …… 。」

「繳一分家屬和受刑者同意書就可以,好! 24 小時內通知家屬。」

      電話的那一頭怎麼說?我無法知道。但我彷彿知道那邊是槍聲的方向,心中湧起一陣毛骨悚然與哀愁,畢竟,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接受了。 

      坐在泌尿科辦公室,陳小姐正在和龜山監獄、土城看守所聯絡。她表示:「台灣的醫學技術只能取到英伸的眼角膜,其他的一切器官捐贈皆會因為血液循系統功能終止了,而宣告放棄!」

      英伸和湯伯伯的遺志落空了。我們感到那是一種死亡無法取代的痛苦。「除非,英伸在腦死的狀態下才有辦法捐贈一切器官!」陳小姐又說。

      「有沒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完滿的成全英伸的遺志?」我們一致地向院方提出這個懇求。

      答案是破滅的。一切,都有法律程序給束縛住。人的價值在死亡前夕仍然是法律下的奴僕,由法律支配一切。

      人的價值,只是空洞的哀嚎。

      下午 3 點 20 分,湯伯伯捺下手印。「皮膚、骨骼、眼角膜」幾個字,終於填進了空白表格。「皮膚和骨骼」,是湯伯伯向院方爭取來的。院方說「這兩項器官遺體,唯一不受到血液循環系統的影響!」

下午 3 點,自立晚報「槍下留人!」的第一次版廣告,開始出刊上市。

      3 點半,李文吉要求湯伯伯站在長庚醫院為捐贈遺體的人設立的「遺愛人間」的告示牌下,拍照留念。一切呼籲和奔走,似乎都接近尾聲了。我們似乎已感到內心一股凜然的肅穆平靜力量,我們將忍下淚水,心甘情願。

      3 點 40 分左右,雜誌社掛了二通電話來。社會服務課馬課長用廣播器呼叫,「湯保富先生電話!人間雜誌官先生電話!」

      二通急電。天啊,「總統府來的消息,他們,宣佈湯英伸的死刑暫緩執行!」湯伯伯嚇呆了,他在電話裡喃喃地,一再重覆地說:「謝謝。謝謝你們。謝謝 …… 。」

我將畢生無法忘懷 

      茫然良久,他眼中溜轉著隱約的淚意。我們匆匆地握手辭別馬課長和陳小姐,坐上計程車趕回台北。很久很久,我們說不出話來。我隱隱地記得,下午,我們坐在長庚醫院的草坪上,討論著要把英伸的骨灰埋葬在故鄉的小山崗。在那座山崗,英伸可以俯視故鄉的遠山近水。

      英伸的死刑,初步暫時延緩下來了。人間雜誌全體編輯和業務人員一片歡呼,幾個同事的眼中閃耀著淚光。王津平老師和陳映真伏在編輯桌上趕稿,范振國和美國那一方面的華籍作家取得聯絡。小說家黃春明從日本來電話,表示「支持一切救援行動」。中國時報心岱和鍾喬也趕到辦公室。湯伯伯在南國飯店接受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記者的採訪。一位自立晚報讀者打電話來,表示「願意買下『槍下留人!』的廣告,請求湯保富先生同意。」但這位讀者不願意留下姓名。

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這個消息,也立即傳回到特富野。

      「這個消息,是太大的驚異。這兩天來,我是絕望的。我謝謝人間雜誌的同仁,謝謝從昨天以來不眠不休地為小兒英伸請命的文藝界、文化界各位女士和先生,也謝謝山地九族,山地知識青年 …… 。」湯伯伯說,「他們無私的幫助,使我十分欽佩。我要特別感謝總統府迅速的關懷,我將畢生無法忘懷 …… 」

      中國時報記者趕到人間雜誌社來採訪,湯伯伯作了以上的表示。陳映真則說: 「兩天來的哀傷、焦慮和疲憊的工作,不但使我們感到我們這個社會還具體存在著人的溫暖與愛,也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正在我們的政治、法律和人文各範圍內滋生著。我感到喜悅 …… 。」 


非常上訴,民族的大愛 

      晚上,高神父、陳映真陪同湯伯伯趕到董良駿律師事務所。董律師是本刊的法律顧問,一直堅持英伸合於自首要件,也願意為後續的法律行動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律師的職責。」他說,「但最高法院已經判刑定讞,此時此刻,只有法務部最高檢察署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再審權力!」

      有沒有「非常上訴」的特別途徑,成為本案最主要的關鍵契機。至於呈請總統予以特赦或減刑?自立晚報記者于智勇說:「當然,總統亦可能依憲法主動行使特赦或減刑。惟就目前狀況判斷,湯英伸尋著非常上訴之途,或有可能。但獲得再審特赦、減刑的機會,則幾乎不可能。」

      這兩天,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好幾回,已經瀕於絕望的邊緣,又豁然碰到一線生機。今天晚上,參與救援工作的人員仍然不眠不休地趕工、打字。一份題名為「延緩湯英伸死刑執行申請書」,總共有 120 餘名各界人士聯合簽署,準備明天早上呈給蔣經國總統、李登輝副總統和林洋港院長。申請書上這樣寫著:

「 …… 社會在他自己裡面包藏著許多將來犯罪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犯罪實行的工具而已。湯英伸的悲劇,又一次讓我們深切地吟味了這個犯罪的社會要因論,哀恫震畏者良深。

      其次,就法律觀點而言,各種證據都顯示湯英伸投案的經過,完全符合「自首」的要件。承辦警員鄭茂成,方直堂,均在調查庭中說明,湯英伸未到案之前,治案單位『只懷疑他是兇手』、『認為他涉嫌重大』。查民國 20 年上字第 1721 號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案單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惟犯罪者為何人並未確知』時,得為自首。

      因此,我們台灣原住民九族、台灣原住民知識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藝界、學者、宗教界和新聞界共計 122 人及 6 家雜誌社,不亂唐突,特別悃誠聯名上書。懇切請求鈞座格外再察湯英伸案,採取最急迫措施,延緩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法外施仁,以謀再議的途徑,一則在當前司法革新聲中見寬厚體恤之仁,再則以消彌民族的怨悱,促進社會的團結,則為國家與民族的大悻了。」

      這一夜,我陪在湯伯伯的床側。他睡得比較熟香,但半夜,還是驚醒過來了。

我要使他復活 

      5 月 13 日 ,早上 9 點鐘。

      高神父、莊神父和湯伯伯,三人開車到土城看守所,為英伸作最後的安息彌撒。英伸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受刑槍決以前,必須接受這個莊嚴的儀式。聖若望福音說: 「凡父交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而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凡他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丟失,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這是一個肅穆的早晨。晴空下,柵門、崗哨亭,一排排僵冷的牢房,仍然偎依在神的眷顧下,靜靜的矗立著。英伸的本堂神父高英輝特地帶來了一個精緻美麗的十字架,捧在他的手心窩。昨晚,高神父皺著雙眉,告訴我:「對土城看守所,我沒有好印象。因為,我的父親高一生也在那裡被槍決的。」

      這幾天,我們沒有絲毫的心情去回憶過去的傷痛記憶。要是有的話,也僅僅在我的內心裡起伏溜轉著 …… 。

      今年 4 月 19 日,我從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結束了有關「鄒族三部曲」的田野調查。我漸漸瞭解到,扭曲的吳鳳神話給這個民族帶來鉅大的歷史傷痛。嘉義縣政府投下 1 億 5 千萬元,建設一座華麗的吳鳳廟,卻不肯批准一塊錢貸款給鄒族人自力救濟搞起來的合作農場。甚至,一位郭課員說:「你們有沒有辦法保證不賠?沒有貸款,也沒有看見有人餓死!」

      山上,最短缺就是經費。農業凋弊,任何法子都找不到出路。於是,村民採取了自力救濟的行動,卻又遭到層層的打擊、污蔑。但是,我們漢族詩人楊 牧則把吳鳳歌詠成:「阿里山之神/全人類之神」,並說鄒族人「全部/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這一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淪落到何堪的境地。我們竟罔顧一個民族的尊嚴,去沿襲日本帝國主義所捏造、纂改的吳鳳神話,忍心去讓鄒族的代代子孫生活在「吳鳳鄉」這個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

      50 年代初期,鄒族又不幸發生一場政治事件。上個世代的鄒族的少壯精英份子,如今,只剩一堆白骨了。我們漢族人從來不能理解這一份民族的哀傷,如何地被鄒人深埋在歷史斷層的深淵裡,現在,我隱隱地感覺,這個曾經讓高神父,湯伯伯年幼時渡過恐怖、震悼和哀傷的記憶,再度復活了。

遺憾我的小說沒有寫完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社會如果樂意去瞭解法律以外的各種問題,就必須從這個歷史脈絡上開始。因為,「法律從來就不是自圓而獨立的體系。它來自於社會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函數;同時,它也身負社會文化的使命。」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著民族的哀傷與血淚。我們漢族人豈知道,「我們的手曾經是不乾淨的!」這是我 5 次到特富野採訪,給我畢生難忘的教育。鄒族人從來不曾在我面前控訴,「清朝通事吳鳳侵佔我們的土地,詐騙交易買賣,殘殺我們杜家 30 餘名勇士,所以我們才用箭射死吳鳳!」一位杜家人士曾經這樣告訴我,但他的眼神裡,並沒有怨悱。

      「怨悱」兩個字,似乎距離英伸非常遙遠。他仍然執意要父親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昨晚,他已經寫好了一張最後的遺囑,表示不論如何,希望完成這份心願。

      早上, 9 點 40 分左右。獄方警員送進來一份「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請英伸捺下手印查收。下一步,就是等待法務部批准下來的槍決令。英伸仍然像往常一樣,早熟、體貼而憂鬱。他默忍著悲苦,不願意再讓父親難過了。

      「有兩名彈吉他的朋友陪伴我,」英伸悠悠地說:「也很遺憾,我的小說沒有寫完 …… 。」

      湯伯伯再度奔到林口長庚醫院,補辦英伸的器官捐贈手續。由於困頓失神,再由於良心上操慮著彭家苦主的公平待遇,他累倒了。我看著他吞下 20 幾顆藥丸子,躺在床上,輾轉難眠。

      晚上 8 點,高神父和邱晨趕到了。我們初步地放鬆了幾天下來的焦慮,把話題轉回到特富野山上。邱晨提出建議,他說:「下一季梅子成熟時,我們可以休假一個星期,到山上幫忙湯伯伯採收梅子。

      因為山上的人工短缺,青年人流向都市裡討生活。這個建議,似乎不失為好的辦法。可遠遠比不上山上人家用「輪流換工」和「集耕集營」的方法,來彌補勞力不足。這種從本土性搞起來的自救行動,使我聯想到,我們校園中讀了滿腦子理論書籍的進步學生,如果他們願意擺脫一切,下鄉去實踐,或許不失為一個全面搞活山地社會的一條路子。

寬赦,使愛得以完成 

      5 月 14 日 ,早晨 7 點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車站買報紙。最引起湯伯伯注意的是中央日報一則新聞:「法務部邀集台灣高檢處有關人員,對於湯英伸被判死刑確定一案,正仔細研究全案。法務部表示,若在全案中發現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條件,法務部將指示最高檢察署長石明江提起非常上訴。」

      官方報紙發佈的消息,給湯伯伯帶來一份慰藉。至少,死刑執行似乎暫時延緩了。他站在懷寧街口,沉思良久。同時,他也牽掛著鄉公所今天召開的「村代表大會」,負責研考和總務業務的湯伯伯,不得不出席這個會議。因此,湯伯伯表示:「今天必須趕回去開會。」

      9 點鐘,高神父趕到旅館來辭行。他也是讀了中央日報的新聞以後,才作此決定。

      「這麼做,恐怕不妥吧,倒不如掛一通電話給代表會主席。」我勸阻湯伯伯打消去意。內心裡,卻仔細嚼味著:「昨天晚上,高俊明牧師那邊傳來了樂觀的消息。層次很高、語氣篤定,並且與中央日報今天發佈的新聞,不謀而合。」

      「美華報導」雜誌兩名記者來採訪。陳秀惠也打來電話,這幾天,長老會的協助都是靠著她取得聯繫,幫助頗大。她說,「人權律師郭吉仁正試著和你聯絡!」這一年,我陸陸續續地知道,李勝雄律師、蔡明華律師等人,都十分關切英伸的案子。而我自已怠慢懶惰,加上不懂得法律知識,因此錯失各方群策群力的寶貴機會。

      下午四點,由郭吉仁律師陪同,我第一次親炙了高俊明牧師的人格風範。長老會總部也為著英伸的救援工作暫時停止了進行中的會議,由郭吉仁律師提出募款 250 萬的構想。我們募款的主要目的是,用愛、寬容與赦免來撫恤彭家苦主,並且幫助生命流離的原住民解決都市生活的調適問題。這一次募款行動,高俊明牧師當場慨然同意,並且允諾由長老會總部發動教友們募捐。「這是一件令人疼惜的悲劇,同時,我們也必須以同樣疼惜的愛去照亮彭家苦主 … 。」高俊明牧師說。

      高牧師也建議我們趕緊去找天主教總部的馬天賜神父。他說:「湯英伸就像是馬神父的孩子一樣。這兩天,他正四處奔走!」

      我們討論的另一項議題,則是推荐羅榮光牧師、馬天賜神父和邱晨三名代表,今天晚上前往彭家苦主去慰問。因為,羅榮光牧師曾經向我表示:「希望取得彭家苦主的電話和地址,願意長期照顧他們的心靈。」於是,募款和慰問的工作,同時展開進行。

      我並不是有信仰的教友。但兩天的焦慮,失望當中,我深深的感到宗教帶給絕望的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光復 40 年來,只有教會真正照顧了原住民的心靈和窘困的生活。這一點,台灣的學界和文化界恐怕是要汗顏的。

      見到馬天賜神父,他也滿口答應了,但募款工作必須請示中國天主教團主席單國璽。單國璽主席因公務出差到花蓮,由陳映真以電話報告詳細情形而獲得允諾。單國璽說:「用愛與赦免來療癒這個傷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他們還覺得我的名字可以用得上,我是答應的 … 。」

焦慮、沉默、等待、企盼 

      大雨滂沱。台北街頭的社會各個角落裡充滿著人的溫暖與愛。短短的兩天當中,「我們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陳映真握緊郭律師的手,反覆地說著。這兩位人權鬥士,終於在不同的人權崗位上增進了彼此間更深刻的友誼。同時,我們也為著天主教和長老會的正義合作,感到萬分激動和喜悅。

      下午 6 點,人間雜誌同仁恰恰好正忙著趕工作業,開會,打電話聯絡海內外作家學者,並邀集聯名簽署。不料,卻接到三通電話。電話裡說:「總統府來的消息,湯英伸已經沒有希望!」

      編輯室內,大家都沉默了。

      這幾天,我們已經忍受慣了起起落落的變化。但手頭上的工作卻怎麼也進行不下了。如果,湯英伸終究無法免於一死。那麼原訂的募款計劃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這瞬息萬變的景況,我們在道義責任上必須向郭律師、單國璽主席、高俊明牧師提出說明和報告。否則,明天又將是如何的後果?

      電話鈴響 –– 「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 9 點願意召開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宣佈:他們願意赦免、原諒湯英伸 … 。」邱晨在電話裡激動地說著。這個令人悲喜交集的消息,使我震動。但我怎麼啟口,告訴邱晨:「英伸沒有希望了 … 。」

      湯伯伯仍然苦守在南國飯店。中國時報記者明立國和何金山正陪著他聊天。

      馬神父、郭律師、邱晨、羅榮光牧師、陳映真和幾位天主教修女,在編輯室內舉行最後一次的會議。大家仍然決定照著原訂計劃進行:「郭律師明天一 早去提款 50 萬,長老會也提款 50 萬,先湊足 100 萬元給彭家苦主。」這是初步的決議。然而,坦白地說,大家的心情相當沉重,竟也不再那麼理會總統府來的消息。這時,我向列席者報告四家報社傳來的最新消息:「大華晚報今晚發佈新聞,湯英伸的非常上訴已經被法務部駁回。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記者今天去採訪的結果,表示法務部沒有作任何公開性的透露,並表示明天開會再審。民眾日報記者則表示,非常上訴可能沒有希望!」

      另一位年輕導演朋友則打電話來說:「影劇圈子的消息透露,明天清晨 5 點鐘,湯英伸在土城看守所執行槍決!」

      我們商議的結果,判斷最後這個消息可能是錯誤的。不論如何,我們總是默忍著焦慮,願意朝著愛與寬赦的方向去設想。我們也信賴著我們的社會有能力去療癒創痛。

      不少的朋友都趕到了。擁擠的編輯室,彌漫著一股焦慮和沉默。賴春標、鍾俊陞、李文吉、藍博洲、李三沖、傳島、王智章等人,正圍繞著執行編輯范振國一齊討論,大家會商著如何應變明天的緊急狀況。午夜兩點,賴春標和傳島趕去土城看守所;鍾俊陞負責長庚醫院和彭家苦主的記者會;藍博洲守在雜誌社,負責一切聯絡;李三沖和李文吉陪侍湯伯伯。我負責募款廣告稿的完稿工作。

      一切安排,只有最好與最壞的打算。我們祈禱,希望英伸能夠平安地渡過這個夜晚。

我把痛苦獻給你們 

      5 月 15 日 ,破曉黎明。

      風聲,呼赤呼赤地刮著。高聳的圍牆旁邊,三位早醒的老人站在人行道,擺動他們的肢體。鳥聲開始鳴叫,崗哨亭裡,站著一個悚忽、靜止不動的黑影。錄影機的伸遠鏡頭,正從路邊的高樓上,朝下俯拍著土城看守所的內景。時間是清晨 5 點半,突然,第一聲槍聲劃破了冷涼的空氣。悶悶的槍聲,一直傳到對面的遠山,相隔第 38 秒,傳來第二聲槍響 ……

      ( 4 點半,湯伯母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 5 點,湯伯伯接到一通無聲的電話。)

      6 點 40 分。湯伯伯才接到土城看守所打來的電話,他們說:「您的兒子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請您去領回屍體。」

      湯伯伯踉蹌地跑下樓去。

      他一不小心,在樓梯口跌了一跤,也不知如何被刮掉了一層皮肉,流著血。不久,他倉惶的影子,消失在清早的台北街頭。我們跑著追他,卻怎麼也追不上了。

      他拒絕簽下長庚醫院的捐贈補助費。他為愛兒英伸的純潔的遺志,作最後的掙扎。

「他在裡面 …… 。」

      湯伯伯走出殯儀館的冷藏室,喃喃地對我說。

      他的手裡,握著英伸最後領洗的聖神十字架。聖體的頭像,曾經被英伸在受刑時的力道扭歪,祂,垂愛著人間流離悲苦的雙手,釘在十字架上。似乎就在這時刻,仍然遺留著愛兒英伸的溫體。

      「耶穌,是他臨刑前唯一的親人。」湯伯伯說。

      於是,他開始流淚了。他一個人,抹去眼角的淚痕。

      第一殯儀館安順廳奏著哀樂,我們的朋友卻獻給英伸一首莫札特的「安魂曲」,黃色小菊花和紫色的花。也有朋友在小紙片上寫下心中的話,心中的叮嚀,陪著英伸一起入土火化。

      英伸,你終於可以回家了。前年, 11 月 16 日 這一天,你留書離家出走,在日記上,你說:

      假如說得沒錯,這是別人的學校。我只是在校規下生活,沒有權力改變什麼,也不能怪罪任何人。 …… 儘管如此,我還是咎由自取地往火堆裡鑽,明明知道,只能感受到那非常微小片刻的溫暖,旋即又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我還是做了。但我相信,上天不會把活路絕滅的。我把痛苦獻給您們 …… 。

      你的香爐,無聲無息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據說,這是你有話要說的徵兆。安息吧,英伸。美麗的故鄉等你回去。


     (原載《人間雜誌》第20期,轉載自:不孝兒英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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